民国老账本还原老北京生活，繁华地段房价每平方米34元，鱼翅席12元
年关将至，很多家庭有算账的习惯，通过账目，就能了解家庭的经济状况如何。如果这些账本能够保存下来，若干年后，它将是研究我们这一时代生活史的绝佳资料。受此启发，有人会想，能否通过资料，还原几十年前北京的生活状况？
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栅栏
答案是肯定的。不过，这并非易事。幸运的是，如今人们能够查阅到不少记载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生活片段的资料。通过梳理那个时代的衣食住行，人们得以从“切片式”的图景中，真切地感受那个时代在经济、文化、娱乐等方面的风貌。
银元换铜元有“汇率”出入北京要换零钞
说起老北京的账本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字：钱！提到钱，在很多人印象中，民国的货币非常多，有银元，有铜板，还有纸币，五花八门。的确，晚清至民国时期，是一个发生巨大转变的时代，当时的货币制度非常混乱。
铜元票
要想了解那时的“钱”，首先要清楚一点：银元与银两（白银）不是同一个概念。银元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，是银本位制国家的主要流通货币。上世纪四十年代，中国常见的银元是西班牙“本洋”。而银两（白银），在中国有着近千年的历史。古代典籍以及明清小说中提到的银子（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），指的就是白银。
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左右，墨西哥银元取代西班牙本洋，成为在华主要流通银币。墨西哥银元上面有一只“鹰”，又被人们称为“鹰洋”，后被人们以讹传讹称为“英洋”。
墨西哥鹰洋
清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，两广总督张之洞开始铸造银元，他制作了“库平七钱三分”的银元样币。第二年，他又将重量改为七钱二分，此后，库平七钱二分成为一元银元的重量标准。当时，库平一两为37.3克，库平七钱二分为26.5克，也就是说，一元银元的重量，并不足一两，通过换算可知，一两银可换1.4银元。
虽然制定了银元的标准，但是在当时人们的实际生活中，既有银元，又有银两。民国时期，1914年，袁世凯在北京以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《国币条例》及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》，规定一圆银币的重量为七钱二分。12月，由天津造币厂开始铸造镌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，俗称“袁大头”。袁大头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流通。
“袁大头”
“船洋”
虽然是以银元为本位币，但是清代及民国时期还有相当数量的铜元，俗称铜板。当时，小额的交易都用铜元来计算，老百姓在购买小东西时，多使用铜板。铜元的价值与银元挂钩，但不是采取十进制的换算方法。它与银元存在一定的换算比例，这个换算比例一直在变动，甚至各地都不一样不同。民国初年，在北京，一银元能换130-140枚铜币，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，一个银元能换三百枚左右。铜板也有“当十”、“当二十”等区别，即这一枚铜板相当于十文、二十文。
除了银元、铜元，当时还有数量巨大的纸币。辛亥革命后，各省纷纷独立，为了应付财政困难，地方军阀把发行纸币作为筹款方式，任意滥发的现象日趋严重。这些纸币虽然面额上与银元等值，但实际购买力则并不能得到保障。
具体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，有哪些流通货币呢？
1935年马芷庠编写、张恨水审定的《北平旅行指南》中记载，当时北京城有现货与纸币两种。现货就是银元、铜元等，银元有袁大头、总理纪念币以及各种外洋。不过，当时正值推行法币期间，银元在市面上基本绝迹。当时的北京，每银元可换四千六百文至五千文铜元，即“当二十铜元”二百五十枚。
纸币常见的有中央、农工、中国、交通等银行发行的一元、五元和十元三种。另外也有一些流通的小额角票，比如一角、二角等纸币。
而且当时法币的五种辅币（20分、10分、5分的镍币以及1分、半分的铜币），在北京还不能使用。所以从外地来北京，如果要使用小额的辅币，需要先换成北京通用的辅币，比如铜元或者铜元票，在离开时，如果没有用完，需要将剩下的钱换成法币的辅币。
春节初一至初五饭馆也营业小孩压岁钱多为一银元
如今，每到春节前，北京城里就洋溢着浓郁的过年氛围。传统的农历新年，已有数千年历史，在古时，这一天常称之为“元旦”。用“春节”来指代传统新年，就是在民国时期。
除了吃喝玩乐，对于小孩子来说，春节的诱人之处，还在于能拿到压岁钱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家境好一点的，给孩子的压岁钱是一银元，这不是一笔小钱。如果是一般家庭，会给孩子包上一百个铜板，寓意“长命百岁”。在1935年银元废止后，很多人给孩子们送的是钞票，当时市面上流行各种压岁钱封袋，将纸币装在里面，非常美观。
住房繁华地段房价每平方米34元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城，房价并不算贵。1924年，鲁迅在北京阜成门内买下一座小型四合院，占地400平方米，大小房屋共10间，当时总价800大洋（800银元）。与同时期上海的房价相比，简直亲和太多。上海著名中医陈存仁（1908-1990）在《银元时代生活史》中记载，民国十六年（1927），他在上海老城区看中一幢两层小楼，卖方喊价居然是25000元，可见房价之高。
1927年，鲁迅定居上海。因为上海房价太高，鲁迅买不起，只能租房。鲁迅在《病后杂谈》中提到，当时的房租加水电以及“巡捕捐”（按房租百分之十四），“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，每两作一元四角算，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。”
当时的北京城，因为区域的不同，房价也有区别。上世纪三十年代，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、西单商场的人流渐多，大栅栏、煤市街一带，饭肆栉比，戏院林立。因此这一代的房价自然很高。以瓦房为例，单价最高的都集中在正阳门大街、王府井大街、珠市口、大栅栏、廊房头条等区域，每平方丈（每平方丈大约是11平方米）能卖到370元（合每平方米34元）；其次是西长安街、东安门大街、金鱼胡同等区域，每平方丈能卖到310元。
房价高的地方，租金也高。1930年，北京房租最高的地段是东交民巷、西交民巷、正阳门大街，平均每间每月租15元，其次，宣武门内大街、崇文门内大街、菜市口大街等，平房每间每月7元。
中国历史学家谭其骧在回忆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平生活的文章《一草一木总关情》中谈到，他单身时，房租每月5元左右，结婚后每月十几元。当时大教授住的房子大，每月租房花费在六七十元。
消费鱼翅席十二元新茶一罐三角五
低收入群体就集中于人力车夫、工人等。1930年，北平市社会调查所记账式调查全城工薪阶级的家庭收入，调查对象共有2300家，包括人力车夫、纺织厂工人和店员等，每家月均收入16元大洋。对于低收入的大多数家庭而言，这些收入仅用于衣食住等方面的消费，而且非常节省，比如，当时北京地毯工厂工人每天只吃两餐，食物为窝窝头、生葱及大碗汤、酱小菜，一月只吃一次肉。
当然，吃饭在当时丰俭由人。小饭馆吃一顿花上几毛角或者1元钱，便非常丰盛。要想宴请宾客，可以请吃鱼翅席，12元一桌，如果酒喝较多，加上小费，总共花费将近20元。那时西餐也比较受欢迎，北京城里已有有数十家西餐馆。东安门大街一带有家华宫食堂，就是西餐厅，一菜一汤售价四角，一汤二菜卖六角。咖啡馆等新事物也广受欢迎，东安市场的国强、大栅栏的二妙堂，西单的有光堂，均有可口美味的西式糕点。
在当时，品茶颇为流行。茶庄在南方的产茶区设有茶厂，自行采选并研究新法熏制，物美价廉。庆隆茶庄发明了一种罐头茶，有龙凤、香妃、花农井等，每桶三角五分，最多不过二元，非常受欢迎。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茶余饭后的最大娱乐就是听戏。街头巷尾常见戏园，有的戏园凭票入场，票价有几角的，也有超过一元的，如果有包厢，价更贵了。在珠市口一带，曾有开明戏院，它的演出条件非常好，很多京剧名角都在这里演出过。梅兰芳在这里演出的票价是一元二角。
不过，对于平民来说，最好的去处就是天桥。那里三教九流无奇不有，只要有一技之长，就可以在这里表演。观众觉得好，就将钱掷于地上。如果演出效果好，演出者一天可得五六元，次者只能得一至二元。也有条件好一点的茶社与卖场者合作，到茶社花几十枚铜板，即可饮茶，又可听戏。
游玩乘汽车到颐和园往返七元
当时的北京城以及郊区存有不少古迹，因此，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市政当局计划将北平改为游览区。对于古迹，市政当局也是竭力保护修缮。当时，正阳门外的五牌楼，东西交民巷、东西长安街、东四西四以及东单西单等处牌楼，均被重修。对于交通与路政，也得以极大改善。北京城里，有汽车、公共汽车、电车以及人力车等交通方式。
西交民巷有家华轮汽车行，开办已有十来年，如果乘坐汽车，不出内外城范围，一个小时花费在八角至一元二角，时间越长，价格还可以再少一点。不过，乘坐汽车常去郊区的景点，花费不是小数目。比如，去颐和园，单程五元，往返六小时内七元。用车超过一小时，需要加钱一元。另外还有随意给司机一点饭钱。
城里还有很多的人力车，价格不贵。谭其骧在《一草一木总关情》中写道，他当时住在景山西门附近北平图书馆宿舍，在宿舍门口上车，到东安市场门口下车，给7大枚（“当二十”的铜元俗称大枚）就行了。下大雨、刮风下雪时也会酌情加价。
当时还开了六条电车线：天桥至西直门，天桥至北新桥，东西至西四（这三条线路有四段，全程三十二枚铜板）；北新桥至太平仓，崇文门至宣武门，宣武门至和平门（这三条线路有两段，全程二十枚铜板）。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很多曾经的皇家园林也纷纷被辟为公园。当时比较受欢迎的是中山公园，门票一人铜元二十枚，还有不同时期的定期券，比如年期券，一人用一年，每券十二元。北海公园的门票也是每张铜元二十枚，其特色是垂钓券，购买此券可在公园垂钓，一日一元，六小时五角。另外在公园里坐船，每人每次需三十枚。
故宫当时分时段开放不同的区域，票价是每人五角（每月一、二、三日减为二角）。
颐和园的门票比较贵，每张一元，而且排云殿还需单独买游览券，每张五角。有意思的是，因为颐和园内房屋颇多，还提供房屋租赁服务，供避暑或养病者使用。当然，租金不便宜，最优等房间月租百元至二百元，普通房间每月二十元至九十元。如果是常住，两个月可以九折，半年六五折，全年五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