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地记者纪实：二战中，关于非洲和中东战场的冷知识
rrrrrr 第五章
在这片土地上r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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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起纠缠不休的土著孩子，本地的年轻人们似乎更理智。他们没有变得愚蠢暴躁，而是另有一番风范。如果我们说没有口香糖，并对他们微笑，他们也会报以微笑，然后友好地站在旁边，只是微笑。他们最喜欢的词是“OK”，甚至有些成年人也爱上了这个词。只要有美国人经过，他们就大喊“OK”。每每走在路上，我们都要被四面八方激荡的“OK”声包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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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次，我们看到一个阿拉伯人，浅肤色、穿着干净的长袍，看上去像是个酋长。但大多人阿拉伯人都穿着脏兮兮的长袍，长袍上的补丁多到数不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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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初，阿拉伯人被允许在机场走动，他们帮助机组人员用数不清的5加仑（18.9升）油罐灌满飞机的大油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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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漠里的城镇里有许多马车待租，士兵们觉得没有什么比坐车更好玩了。我要是阿拉伯人，肯定会发一笔小财。我会买上十几头骆驼租给士兵骑。我还会买台照相机，给骑骆驼的士兵照相，收他们100法郎一张。显然，没有阿拉伯人想到这个好主意，他们放弃了这样一个能够轻而易举赚上10000美元的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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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车很漂亮。车夫通常坐在前面的高箱子上，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。其中一辆马车，让我看到了离开美国后见过的最有趣的画面。就在黄昏前，晚餐铃响了，**也响了，空袭信号掠过我们的一个机场。我正站在远处的田野上，忽然间，一辆阿拉伯马车从棕榈树后面冲了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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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夫把几个士兵带到田野，突然听到了警报，他跟别的阿拉伯人一样，对空袭特别敏感。他决定赶紧离开那个鬼地方。他站在自己的箱子里，挥舞着手里的鞭子，鞭打他的马儿。马车疯狂地往前跑，在崎岖的沙漠小道上颠簸不停。马儿们跑得太快了，腿都快飞起来跟鼻子齐平了，其中一匹马比另一匹稍微快一点，就像在跑道上比赛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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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车的红色轮子和车夫的红色外套，使得这一场面看起来像一幅柯里尔和艾夫斯[1]的作品。这个可怜的、受了惊吓的人是如此滑稽，我们都停下来大笑，直到看不见他为止，但我们知道，他仍然像疯了一样往前赶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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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争中会发生许多奇怪的小事件。飞机机修工总是发现引擎机舱里有空弹壳。它们从哪里来的确是个谜。后来，终于有人搞明白了。小伙子们在半空中开火，空弹壳飞出飞机，又被滑流带回来，正好穿过后面飞机的螺旋桨，落在引擎机舱里。你可能以为它会损坏螺旋桨，但显然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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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到怪事，有个飞机炮手执行完任务回来时，发现裤兜的一角被高射炮弹划破了，虽然这也是有可能的，但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打中的。后来他把手伸进口袋，发现了留在口袋里的金属碎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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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，自从抵达非洲后，我们所有人都是睡在地上的。有一天，我无意中听到一个小伙子说，他休假时去了阿尔及尔，在旅馆的床上睡了一夜。“凌晨三点，我醒了，头痛得要裂开，就因为该死的床太软了。”他说，“我再也没去那里住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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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知道国内对我们的非洲指南是否有所了解。其实它跟我们在英国收到的指南是差不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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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本非洲指南是一本16页的蓝色封皮小册子。在我们来这里之前，它就写好了，因此，它在开头就坦承“当地居民对我们是否欢迎，目前还是未知的”。在研究了几个月之后，我可以补充的是，我依然不明白所谓的欢迎是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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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本小册子简要地介绍了北非国家的历史和地理情况。挑刺儿总是能让人印象深刻，我冒昧地指出，小册子里有一些小错误。例如，它说“沿海地区几乎不会降雨”，这肯定是某些加利福尼亚人写的。如果日复一日从阿尔及利亚海岸线上空降下的冰冷刺骨、像英国一样瓢泼而下的不是雨，那我一定是被炮弹打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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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连续三天浑身湿透，在深至半膝的泥泞中冻得瑟瑟发抖时，恐怕你很难让数十万士兵相信这里不会下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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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本小册子还说：“海市蜃楼出现的频率相当高，它通常出现在清晨。”也许夏天会有海市蜃楼，我并不知道。但那年冬天，人们唯一看到的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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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南里还给我们解释了那里的美金状况。它还说，在北非几乎没有什么可买的（这倒是真的），并建议士兵至少把薪水的75%寄回家。能花钱的地方太少了，每个人都不知道该拿钱怎么办。我的军官朋友们说，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存过这么多钱。至于我，我每周总共只需要花大概5美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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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本册子最有趣的部分是“应做与不应做”。它警告我们，绝对不要进入清真寺，绝对不要在清真寺前闲逛、吸烟或吐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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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说，面包对于穆斯林来说是神圣的，我们绝对不可用刀切面包，而要用手指掰着吃，而且绝对不要让面包掉到地上。它还说，我们必须始终用右手吃饭，即便是左撇子。我问过一位法裔阿尔及利亚人，他说他以前从未听过这种说法。所以，我继续用左手吃饭，什么事都没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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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册子还警告我们，不要给穆斯林提供含酒精的饮品，不要把狗带进房子，不要杀死蛇或鸟，因为阿拉伯人相信死去的酋长的灵魂会栖息在它们身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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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，这本指南说：“如果可以的话，和人们说阿拉伯语，不管你说得多差，他们都会很喜欢。”这个建议很好，但是否有美国人尝试过说阿拉伯语，我实在不知道。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都学不会足够的法语来应付日常生活，更别提阿拉伯语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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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子的结尾还说，有些阿拉伯语的发音对美国人来是不可能学会的。比如，阿拉伯语里的“kh”类似于我们清嗓子时发出的声音，而“gh”则是一种低沉的咕噜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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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我们打喷嚏、咳嗽、吹口哨、哽咽和打嗝一起上，那就是在说：“我爱你，宝贝，晚饭后在沃尔格林餐馆门口等我，把你的面纱留在家里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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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人意料的，四个好士兵出现在这里，她们是凯·弗朗西斯、玛莎·雷伊、米齐·梅菲尔和卡罗尔·兰迪斯。她们在战争期间的付出已经远远超过了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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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人可能会小瞧好莱坞明星们对战争的贡献，但我不会。这些女孩子累得筋疲力尽。她们行走在危险的战线，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，一分钱也没有赚到，反倒失去了很多，一无所得——物质上的东西。但回国时，她们的心里肯定很满足，因为她们知道自己的表现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爱国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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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明星从1942年10月就远离美国。她们乘船跨越大西洋，在北爱尔兰和英格兰的营地间巡演，尽管当时的战况并不乐观，但她们还是乘飞机来到了非洲。她们听过**落下的声音，也知道军队生活的苦闷。她们平均每晚只能睡四个小时，每个人都得过流感。她们自己洗全部衣服，因为没有别的办法。不过，如果不是选择这条路，她们会躺在加利福尼亚的沙滩上晒太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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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们去了一个很偏远的沙漠机场，在午后的阳光下，在一辆报废的大卡车车板上表演，周围的士兵坐在地上。这是几个月来，士兵们第一次听到女人说英语，用“欣赏”这个词表达他们的感情都是太委婉了。我想，她们半是搞笑半是友善的表演，给了观看的士兵们一个机会，想象自己可以谈一场伟大的恋爱，也能激发士兵们的幽默灵感。凯·弗朗西斯一开始就说，比起世界上任何地方，她们更愿意待在那里。士兵们发出雷鸣般的嘘声。然后她说：“因为在别的地方，几千个人中，不可能只有我们这几个女人。”士兵们大笑起来。接着她说：“而且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会保护我，不是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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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兵们发出赞赏的喊声和口哨声，“哦，是的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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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齐·梅菲尔穿着一件绿色的紧身衣，跳着她那著名的舞蹈。几十个士兵坐在卡车的大钢吊杆上，每次米齐踢腿，他们都假装晕倒或摔倒。快结束表演时，米齐让士兵们自愿上台，当她的吉特巴舞舞伴。小伙子们很害羞，推让许久，一个士兵被从吊杆上拉了下来。跳起吉特巴舞来，他并不生疏，但她把他跳得累瘫了。最后，她把这个精疲力尽的士兵扛在肩上下了舞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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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时候，米齐会因为这个“特技”而陷入麻烦。一天晚上，在英国，她不得不抬走一个225磅（102千克）重的男人。还有一次，她扭伤了肩膀。在那个机场的第二次演出中，她差点遭遇了滑铁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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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次演出是为飞行军官们准备的，他们是专门驾驶轰炸机和战斗机的，毫不害羞忸怩。米齐召集舞伴时，特克斯·达拉斯上尉站了起来。他是开“空中堡垒”的飞行员，什么都不在乎。特克斯脱下外套，整齐地叠好，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舞台。米齐低声指示他，特克斯却不照做。他没有假装精疲力竭，而是在一分钟内就让米齐吃不消了。他在舞台上追了她一圈，她只能躲在钢琴后面。观众都发狂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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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，可怜的米齐放弃了，特克斯才让步，让她把他抬下了舞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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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曾在纽约音乐剧中看过米齐跳舞。当我看到她穿着满是灰尘的宽松裤在非洲沙漠上跳舞时，我知道她已经付出了一年半的辛劳，并且会一直坚持到战争结束，我能说的就是，她真的是一个甜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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玛莎·雷伊是这个小剧团的明星。士兵们喜欢她那疯狂的滑稽剧。她的表演结束时，现场几乎一片骚乱。演出结束后，四个女孩出来唱起了法国、英国和美国的国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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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件事让女孩们很生气。阿尔及尔的一个美国广播员在给美国的广播中说，她们不会去突尼斯前线，因为她们害怕。他问，为什么她们的待遇可以比别人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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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上，女孩们曾恳求去突尼斯，但被拒绝了。将军们不让她们去，因为他们认为，把部队集中在一起观看演出是危险的。女孩们并不害怕。卡罗尔·兰迪斯甚至想去执行轰炸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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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，在战时，人们似乎总会损坏东西，这也很奇怪。在非洲登陆不到两个星期，我们就在占领的每个大城市成立了军队索赔委员会，向因我军遭受人身或财产破坏的市民发放赔偿金。奥兰的索赔委员会有12名军官和13个士兵。他们在头两周内处理了165起案件。第一个申诉人找上门来，第三天就拿到了赔偿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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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部分索赔都是小意思，多是因为士兵们在田地里行军，或在营地过夜时对农作物造成的损害。委员会特意带来了一个美国农民，以便能够明智地处理此类案件。他就是威廉·约翰逊少校，住在明尼苏达州德卢斯6英里（9.7千米）外一个200英亩（80.9公顷）的农场里。讽刺的是，他一直在办公室忙着处理索赔，以至于没有时间走出奥兰去看看那里的农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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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发生了许多交通事故。在最初的三个星期里，五个人被卡车撞死，八或十头骡子被打死。委员会为一匹好骡子赔了200美元，比在国内时赔得多，那是因为在这里很难找到好骡子。一匹马的价格跟这差不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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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如何赔付那些无法替代的物品。比方说，有个妇女索赔375法郎，因为部队征用了她的收音机。她说她买的时候花了250法郎，但却要价375法郎，因为她再也买不到收音机了。委员会认同了她的理由，赔给她375法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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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委员会的负责人是乔治·T.麦迪逊中校，他身材高大，瘦长，说话慢条斯理，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巴斯特罗普。我永远不会忘记麦迪逊上校，因为当初就是他带领我们的小分队下船，我是在他身后来到了奥兰。我在委员会的另一位朋友是阿肯色州西孟菲斯的约翰·M.史密斯上尉。他认识我在孟菲斯的许多朋友，并在信中转达了他们的消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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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一位陆军朋友，来自得克萨斯州泰勒市的吉米·爱德华兹下士，在战前曾是一名骑兵，所以他对在这里看到的阿拉伯马非常着迷。从很久以前起，我就是一个讨厌马的人，我不肯看这些野兽。因此，吉米用自己的话向我描述了它们：“我情不自禁地看到，它们是多么地美丽。它们有着小小的脚、苗条的身体、形状好看的头和小耳朵。我看到它们被拴在两轮马车上，行走在城市的街道。有个主人说，我可以花大概200美元买上一匹。的确不便宜，但我肯定很想在家里的牧场养上几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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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洲有一种动物，让吉米和我都很喜欢，那就是毛驴。它们只有我们美国西南部毛驴的三分之二大，它们的毛发更光滑、更整洁，但看上去很滑稽。吉米不厌其烦地给一只毛驴测量身形。它只有35英寸（0.89米）高，有趣的是，它的头是身高的一半。我问它，知不知道美国人来了，它摇摇头“说”，只要有吃的，它才不在乎谁说了算。这么想的可不止它一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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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某个营地收养的那些小动物时，我不禁哑然失笑。有无数的狗、几只猫、一只瞪羚、一只猴子、两三只兔子、一头驴，信不信由你，还有六七只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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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碰巧遇到了轰炸机机组的四名年轻中尉，他们最近刚从美国过来。抵达非洲的头十天里，他们执行了三次任务，每次都遭到袭击，没有被击落，只是被击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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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次，他们的一个引擎被打坏。飞机降落在己方机场时，一个方向舵掉了下来。他们瞬间激动起来。我问他们，是这种突如其来的野蛮冒险激发了他们的斗志，还是他们开始自我怀疑。他们笑着说，他们只是觉得有些遗憾和烦恼，因为飞机得停飞几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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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四名飞行员分别是来自盐湖城的摩门教徒拉尔夫·基尔，来自伊利诺伊州西斯普林斯的副驾驶威廉·奥尔布赖特，来自威斯康星州里奇兰中心的领航员罗伯特·拉德克里夫和来自威斯康星州安提戈的投弹手庞巴迪·尤金·普莱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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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兵们留着各种各样的胡须，人们看了，还以为自己是在一年一度的开拓节[2]庆祝活动的前一个礼拜，来到了美国的西部城镇。在这里，好莱坞可以找到曾经流行过的各种胡须。有的硕大凶猛，有的金黄卷曲，有的纤细浮夸，有的和拓荒者的一样，还有的像花花公子的一样整洁锐利，就连古老的爱尔兰式颌须也有了代表。我留了两个星期胡子，但根本没人注意到，我也就放弃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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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靠近前线的地方，哪里都没有军人服务社，因为部队会免费发放香烟、肥皂、剃须刀片等必需品。但有一天，在一个前线哨所，我想弄点牙粉，中士却厌烦地告诉我，这里没有牙粉，因为我们不在战斗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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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不在战斗区？”我惊讶地说，“谁说我们不在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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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某个在远方坐办公室的人。”他说，“我不明白，他指望我们能从哪里搞到牙粉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我希望在这种炮弹呼啸的时候，他能在这里待上几个晚上。我敢打赌，他整晚都会缩在狭窄的战壕里，拖都拖都不出来。不在战斗区！疯子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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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算没有军人服务社，也有宪兵。他们中有几个碰巧是我的朋友，我很喜欢他们，就像我喜欢部队里的熟人一样。有一天，他们在我的房间时，一位军官也在。他们离开后，军官对我说：“你是我见过的最可恶的家伙。我在部队服役三年了，你是我听说的第一个认识宪兵的人。没有人认识宪兵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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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许并非如此，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他们就是对军队中最优秀的一部分人一无所知。现在的宪兵队并没有一战时的污点。这一次，他们是一个经过特别挑选、训练有素的常设分支。整场战争，宪兵永远都是宪兵队的一员，他为自己的组织感到自豪，也会受到战友们的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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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天，我和一个宪兵谈到前天晚上酒吧发生的斗殴，一个醉汉想要刺伤一个宪兵。他说：“所有跟宪兵找碴儿的人都是疯子。他们是经过千挑万选的，经受的训练比突击队员还要严格。他们会世界上所有格斗招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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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我看到的宪兵，他们的举止和行为，我认为，他们是仅次于游骑兵和伞兵的部队精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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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，说回到我的两个朋友——来自南卡罗来纳州达林顿布罗德街601号的弗里兰·L.莱尔斯下士和得克萨斯州斯库里2号公路的二等兵汤姆·斯图尔特——莱尔斯的昵称是“剪子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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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怪的是，他们当时的年龄是一样的。两人都出生于1919年7月7日。剪子只上到了八年级，汤姆上到了九年级，然后就都开始工作了。他们俩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，好像一天只能说一句话似的。剪子是慢吞吞、柔和轻松的南方口音，汤姆则是慢吞吞、响亮坦率的平原口音。他们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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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给我一块开阔的地方，”汤姆说，“我喜欢大大的旷野，在那里，你想大声叫喊，就可以大声叫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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汤姆是个瘦高个，有张红红的脸庞。按照他家乡的风俗，他总是称呼母亲为“妈妈”。在老家的时候，汤姆曾经是个木匠。他最喜欢在房子完工时做室内的木工活，还说他做得最好的是桌子。他在得克萨斯州的鲍伊营地时为将军做了一张特别漂亮的桌子。在学习法语方面，他和剪子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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剪子曾是一家面包店的外送售货员。过去，在人们手上有闲钱的日子里，他每天开面包车跑上180英里（289.7千米），每周能挣到60多美元。他是个英俊的小伙子，黑头发，骨瘦如柴，但很安静，很严肃。他曾是学校里的明星运动员。他说他在英国时从来都不想家，但在非洲却经常想念家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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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会柔术，还会别的格斗术，但他说他永远不会使用柔术，除非是用在敌人身上，因为它太容易让人永久伤残。两个小伙子都告诉我，他们没碰到什么麻烦。大部分士兵在后面的房间里大声叫喊，但一看到宪兵出现，他们就会像老鼠一样安静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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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和这两位斗士的友谊的确让我也感到奇怪，因为我的年纪都可以做他们的父亲了，而且我对我们的友谊几乎没有贡献。但他们每天都来看我，坐着聊天。他们说，如果我去任何地方需要有人护送，只要说一声，他们都会陪我；他们坚持为我跑腿办事，还买了一瓶特价香槟，在圣诞前夜带到我的房间，我们三个人一起享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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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计划了战后一起旅行。剪子坚持要带我去南卡罗来纳州猎鹿，那里有个传统，错过第一只鹿的人会被剪掉衬衣下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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汤姆计划搞一次为期两周的沿努埃西斯河[3]钓鱼和猎美洲狮之旅。我同意一起去，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一生中从未射杀过、将来也不打算猎杀比兔子更大的东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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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天晚上，我遇到了威廉·克拉克中校，他来自新泽西州普林斯顿，是个高大瘦削的人。开战以来，他曾去过澳大利亚、非洲，去过两次英国。一战时他还去过法国。我个人觉得，二战期间是他人生中的辉煌时刻。克拉克中校在国内是个大人物。他是费城第三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，曾经宣布美国的禁酒令是不符合宪法的。不过，在非洲大陆能够生产出多少“饮用酒”的问题，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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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拉克法官是英国部队在突尼斯的联络官，目前那里的战事是最火热的。他问我是否可以在我的报道中提到他的名字，这样他的家人就会知道他没事了。我说当然可以，并问他想让我说点什么关于他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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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哦，”他说，“就说，你遇到了那个该死的老笨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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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美国士兵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吃到鸡蛋了，我可以做证，我们真的很想念鸡蛋。这个问题在我们抵达沙漠时有所缓解。我们知道阿拉伯人有鸡蛋，所以四处去买。很快，我们这些傻乎乎的美国人就把价格抬高到每个5法郎（约7美分），但我们又有什么好在乎的呢？不管怎样，每个人手里都有用不完的钱，到最后，鸡蛋快要跟金子一样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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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一个星期内经历了两次“鸡蛋狂欢”。有天晚上，来自密歇根州贝尔丁的奥斯汀·贝里少校从一个阿拉伯人那里买了29个鸡蛋。贝里少校是个年轻的中队长，胃口很好。我们把鸡蛋带到部队的厨房里炒了。然后查尔斯·科弗利少校、杰克·特雷勒上尉、贝里少校还有我，一顿就把29个炒蛋都吃光了，没有配别的菜。平均下来，我们每个人吃了7个多鸡蛋。真的，凌晨两点，我被胃疼弄醒了，但那又怎么样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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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没有气馁，三天后又试了一次。上午11点多，我的两个飞行员朋友来看我。我们去了村里的市集，四处找能听懂我们话的人问，直到找到一个家伙，他有鸡蛋。我们买了两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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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次，与我共享美食的同伴是来自伊利诺伊州威尔米特奥克伍德大道1001号的比尔·科迪中尉，轰炸机飞行员，以及来自新墨西哥州克洛维斯的鲍勃·沃拉德中尉，轰炸机投弹手。我们让厨师把鸡蛋煮到全熟，然后回到我的住处，狼吞虎咽地吃完。半个小时内，我们三个人吃完了24个鸡蛋，还有20个橘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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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完成了任务，冲到火车站时，火车马上就要开了。一个护士看到了他手上的东西，赶紧抓起一个箱子。其他人也抓住了它。箱子一下被扯开了。科里根先生觉得自己就是一棵圣诞树，上面装饰着内裤、内衣和其他无法言喻的粉色物品。他窘坏了。正当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说：“好吧，卢克，我得写信回家，告诉你母亲你是如何打仗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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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转过身，说话的是一个斯克兰顿女孩，就住在离他家只有几个街区的地方。她叫海伦·杰弗斯，是一名护士。卢克已经在部队服役两年了，海伦·杰弗斯是他遇到的唯一一个老乡。正好在这种情形下，让她看到他这副模样，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时，都太不公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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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纳撒尼尔·科里尔（1813—1888）和詹姆斯·梅里特·艾夫斯（1824—1895）合伙创立的科里尔＆艾夫斯公司，出产的平版印刷品是 19 世纪美国政治、历史和风俗的宝贵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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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] 犹他州法律规定每年 7 月 24 日为开拓节，纪念摩门教领袖杨百翰 1847 年领导教徒移民到达今天的盐湖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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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3] 努埃西斯河，美国得克萨斯州南部主要河流，向东南流入墨西哥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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